中国古代的清官情结

中国古代的清官情结

依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于国人而言不过是两种，一种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这两种时代，根据笔者理解的“清官情结”，前者是“清官出现了的时代”，后者是“渴望清官出现的时代”，此种理解显然使人悲怆和伤感。贪官污吏横行肆虐时，人们自然呼唤“清官”横空出世。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清官”，与其说是确有其人其事，不如说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一种精神幻想和道德寄托。古代和现在的社情民意都在传播“清官精神”，且引导和抚慰着社会心理，于是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和大众心理上的“清官文化”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因子，“清官情结”也成为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宋代的包拯和明朝的海瑞就是“清官情结”的具象化人物。

据《宋史》记载，包拯“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也就是说包拯平素很少和人进行交往，更没有书信往来。由于“清官情结”作祟，后人把包拯加以神化，将其当成清官的楷模和廉政的表率，以显示他与其他官员的不同，供后世为官从政者们敬仰和效仿。中国历史上可与包拯比肩的清官当属明代的海瑞。《海瑞列传》载，明世宗四十五年二月，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一封史无前例的奏疏。在这封奏疏里，海瑞一面谨守人臣的本分，一面大骂嘉靖皇帝“薄于父子”、“薄于君臣”、“薄于夫妇”，“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还用了好几个“陛下……过矣”，并且表示这些“过”都是可以改的，只要皇帝“一旦幡然悔悟”，“过”的改正也只是在“一振作间而已”。他在谏诤时就已经买了一口棺材，准备“待罪于朝”，这说明他清楚他的奏疏绝不会令皇帝“幡然悔悟”，更不会收到丝毫成效，他这么做的结果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件事的后果自然是海瑞被逮捕入狱，寻移刑部，判处绞刑。但幸运的是，在海瑞还没被执行死刑时，嘉靖皇帝就提前死去了，他被即位的新皇帝释放出来继续以他的行事风格行使他的职责。海瑞的一生忠心耿耿地为大明帝国服务，可惜大明帝国仍然难以接受和理解他，使其终生处于悲愤和孤独之中。

“清官”在历史中之所以“物稀而可贵”，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容易滋生腐败、清官为“清”需冒很大的风险。在中国古代官场上，一个人道德上的善恶无法与现实“潜规则”中的利益得失相抗衡，因此自身也就很难保持清正廉洁。海瑞便是这套“潜规则”的牺牲品。他在这场“无物之阵”中，到处碰壁，越是碰得头破血流，他越要通过极端的“找死”方式证明自己的清廉，最终走到人性极度扭曲的地步。据史料记载，明朝改革家张居正对海瑞的执政能力十分不屑，说海瑞做官有原则、有操守，但缺乏变通与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做应天府巡抚两年，“赋税减了三分之二”，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如此看来，海瑞并不一定是个好官但肯定是个清官。相对来讲，官德不佳的张居正对历史发展的贡献远非海瑞能比，而在中国民间褒扬其人的并不多。包拯与海瑞相差无几，正史和野史资料均表明，包拯似乎也没有突出的政绩。看来，国人从古至今，对官员的评价主要看是否有政德，而对政绩并不特别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