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公孙丑下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和告子上中的搭配

算上2010年6月读由杨伯峻先生译注的中华书局版的《孟子译注(繁)》，这本由鲁国尧和马智强译注的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孟子全译》是我第二次通读《孟子》。除了《公孙丑下》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和《告子上》中的“鱼，我所欲也”两篇少年时求学就背诵过，五年前的那一次阅读并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这一次其实也并没多大差别，所以生凑这篇短文，是进入2016年后，打算读完一本书留下一篇笔记，这次读完《孟子》我正好也有些个私货要夹带。

在中国古代，孟子与孔子并称孔孟，有“亚圣”之称，但孟子属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孔子属于春秋时期（前770-前476），我们习惯春秋战国并列，虽然春秋战国的划分都是后人人为区分的，但这两个时期时间跨度夸张到549年，超过后期任何一个一姓王朝，社会结构也发生剧烈变化，例如从先期的大国千乘到长勺之战一战坑杀赵卒40万，仅数量级有了穿越的感觉。交代这些，其实只是想说，合体的孔孟其实是两个不搭边的人，孟子实际上也是出生于孔子死时的百年以后，孟子贩卖的也是他的私货，只是他的这次包装让孔子学说从此裹步不前。自然认知不说，一切政治可都是为现实服务的，人类社会认知方面自然也高尚不到哪里，师古泥古大概出于找古人要根据可以随意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而不必担心进入故纸堆的古人还能再开口讲话，而如果能以古之圣人继承人的身份取得话语权，再去替闭嘴的古人说话，最终天下的道理都在这里了，我想提倡国学的目的也是借古人口说今人事，否则，真想不明白发扬光大二千年的孔孟之说不能强国到而今反而能够，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记述自己避世而居的一段经历本来是为证明政府没要先天必要性的政治抗争，而现代的我们根据自己需要把梭罗包装成减法生活的先知。

我没有文史的科班求学经历，读书完全随兴趣所致而漫无目的，我想恰恰是这样的我可以代表《孟子》在当下的被认知水平，即以平平的文言文水准，一种不是从专业角度而是以知道了解为目的的阅读，一种望文生义的阅读。为什么会再一再二读《孟子》呢？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理由，或许就是一种文化偿债的心理，几年来磕磕绊绊的读了《古文观止》、《论语》、《史记》、《三国志》以及几卷《资治通鉴》和老庄的作品，我一直感叹于祖先思考的精致、说理的洞彻，好奇于典籍记载透露出外儒内法的实质，因此即使这些文言文读起来往往佶屈聱牙而远不是经常展现出精炼合辙之美，我还是错字连篇的生吞活剥的随看随忘的坚持了下来，就排队般的又排到《孟子》。

二读《孟子》说来惭愧，动手于2015年 月，连译文总共21万字，大概用了十个月。这种拖拉虽然难为情，也有个意外，就是因为中间多次放下，每次拾起来往往已很有些间隔，每每要向前翻，甚至于从头再来，所以即使原文背诵还做不到，毕竟也渐渐入脑入心。一次我们家孩子问起一曝十寒，我马上讲出自《孟子》(《告子上》“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可见宣传的重复还真是很可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出自《孟子》颇有气概的话，但这种气势磅礴的话语在《战国策》也有很多，孟子真正打动我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精炼成“民贵君轻”，当时我正在学习法律硕士，正在而立之年进行自己的人文启蒙，看到先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太有震撼力也太能给我以浪漫想象的空间了。结果通读《孟子》，这竟然是断章取义后的误读！打脸，真是活生生的打脸！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出自《尽心下》，关键紧跟还有一段“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虽然整段文字句意明显，但为了以示权威，这里全文引用杨伯峻译本：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土谷之神为次，国君为轻。所以，得着百姓的欢心便做天子，得着天子的欢心便做诸侯，得着诸侯的欢心便做大夫”。就是民、社稷、君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要想爬到天子的位置，必须讨百姓的欢心，要想成诸侯，必须讨天子的欢心，要想成大夫，必须讨诸侯的欢心。至于讨谁的欢心要看想实现什么样实现政治野心，这体现的是权术谋略，据此讲孟子具有民本思想根本不通。民本衍生出权利，讨欢心最简单的方式是愚民，指向的是权力，成为天子，民的利用价值比君大。孟子和韩非子如此是一丘之貉，都是马基雅维利般的角色，只是他比那两人要天真，他的立论在贵族士人阶层远未松动的春秋战国只能是痴人说梦，而痴人介入政治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其他人的不负责，是要付出代价的，杀人盈城不仅仅是个成语，对此真希望这也是一种误读。

不知是不是因为近代史的我们太过屈辱了，所以才特别喜欢炫耀祖上曾如何风光，如我就喜欢在孩子面前卖弄典故，可就是这样，对四大发明里的火药还是避而远之，因为还真说不清为什么先发明了火药的我们被人欺负到门仍然没有还手之力。这也证明我们只是喜欢争一个面子上的先字，都是先，事必争先与势必争先真不是一码事。厚古薄今或许是人类逃避现实的习惯说法，但说今不如昔也往往止于慨叹，穿越剧很多，看着都是绫罗绸缎锦衣玉食，其实应该去考证一下古人的个人卫生怎么处理，尤其中国古代社会，看看还有多少人愿意回到过去。人会时位移人，社会也能时过境迁，没有什么能静止不变，所以致力于泥古复古的孟子必定不合时宜以富国强兵为主题的战国争雄时代，孟子的从政经历注定是失败。据《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孟子经“民事不可缓也……惟助为有公田。由是观之，虽周亦助也”一番推崇西周井田的宏论，看来说服了滕文公，因为下文接着发生了“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接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正，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以及“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制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具体实施井田的办法。《孟子》里没有记载这些主张是否实行、如果得以实施效果如何，滕国在史书中出镜率很低，除了《孟子》鲜有涉及，距离最近的《战国策·宋卫策》只以“灭滕”记载了滕国之灭，怎么说他能跑步串门子？“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或许因为《孟子》中滕文公与孟子的关系，滕国后世有善国之称，说民众士人纷纷景从，至少滕文公当政期间很是昌盛，但距离战国时间较近的另一部史书《史记》在《陈杞世家》载：“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也未提及滕国曾有过迅速发展。但对滕国“不足齿列”的小国判定基本是可信的，根据记载，滕国应该是与株国、薛国、小株国、滥国一起夹在鲁国与宋国之间的一个微型的小国，孟子在《梁惠王下》中也承认“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一个如滕的小国究竟面积有多大国力如何呢？以《滕文公上》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这是暂时找到的藤国与善国有联系的表述，可这里表达的仅仅是一种可能）为前提我们进行一个初步的考证。秦汉规定，1步为6尺，1里为 00步这一制度沿用到唐朝,唐朝以后改为1步为5尺，1里为 60步，据秦汉时期文物测定以下数据供参考：秦汉～唐初1里= 00步*6尺=1800尺*2 .1厘米≈415.8米=0.4158公里，那么方圆五十里滕国的疆域有4 2平方公里。我们假设滕国都是平地良田连国君也住在田里，以八家九百亩进行计算人口，一亩地667平方米，约为720户。每户的人丁数，说法不一致，《汉书·食货志》李悝有“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孟子自己有《梁惠王上》“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和《尽心上》“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的八口说法，现在有资料认为战国时期秦国平均每个家庭有四人；唐朝家庭规模较大，公元760年时平均每户8.79人。我们取一个整数十，那青壮老少7200口就是滕国以人为代表的最大国力，全民皆兵也就是7200人，在小战动辄伤亡逾万的战国时代，滕国以军力代表的国力几何可想而知。况且，滕国虽小，仍是区分“治人”与“治于人”的，《万章下》“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柯尝闻其略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如果孟子的主张得以在滕国实施，如此仅滕国国君需要 20户供养，每个等级职位上用人数量逐次加倍计94人，国家工作人员的人工费用合计需要414户供养，探讨剩下 06户负责治安、基础建设等费用之外，还能维持一支多大规模的军队？何况国君也并不住在田地里，微不足道的滕国处在适用丛林法则的战国基本也只能默默无闻，孟子在滕国的事迹既然不可知，孟子的政治主张究竟价值几何？事实也是如此，其实，类似井田的复古运动，还真的曾在现实政治中尝试过，一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政，一是新中国变体的公社化运动，都是以失败惨淡收场，无论土地公有的大同世界有多么美好，现实回复历史浪漫主义实践的是铁血的拒绝。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史料认为井田制或许从来就没有真正全面实行过，即使在孔孟一体推崇的西周时代。想明白这件事其实很简单，谁家的耕地是九百亩一块方方正正且肥沃贫瘠一致，况且这得需要多少块以九百亩为单位的一致性这样好的耕地？不要说在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下，拿到当下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制私事”，人民公社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是一种基于性善论的浪漫想象。

妄议到此，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一个能在二千多年前留下如此灿烂华章的孟子能没有这个认识能力？《尽心上》“人之有德惠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透出的是孟子对社会经验提炼后对世事的洞察，其实关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前景孟子在《梁惠王下》已与滕文公有过交流，“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认为“若夫成功，则天也”的人情练达的孟子怎么就会宁撞南墙而不悔呢？是孟子坚持的仁人善政理论基础出了问题，孟子混淆了做人与理政的界限，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源头盖出于此，其实从修身开始并不必然导向平天下，历史上如此的证伪很多，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以明史明理文采著称于世但并不称职于为相理政就是其一。《公孙丑上》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得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一段话，讲的是伯夷、伊尹和孔子，虽然他们三人代表的社会阶层完全不同，如伯夷因主动弃位算是身份暧昧的隐者，伊尹属于孜孜的施政者，孔子则是想当施政者当不上当隐者又不甘心的那部分人，但在孟子的体系里，他们都是有至德的仁人，仁人在孟子的体系里是言行思永远正确的完人圣人，仁人只有出于礼仁道的原因主动不做的事情而没有做不好的事情，他们之间不同的也只是事功，但做人与为政真正的区别恰恰是事功。其实伯夷在这里只是来证明孔子也能如他一样不贪恋君位只是孔子生来一布衣无位可让，但实际上伯夷的事迹只是证明了其人不恋高位；伊尹当从没想过“在自己家然是来证明孔子如果能独断朝纲也一样会是一代名相只是春秋时的各个君主都没有用人的大格局使孔子失去施展示政治抱负的平台，但伊尹的事迹只是能证明其为政的高明，简单说，伯夷已有的仁行不必然能推论出其能行伊尹的仁行，反之同理。至于三者中核心的孔子，孟子当然认为其兼具二人的仁行，可通过孟子如此的说理我们并不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孟子里类似有ABC三个变量，由A=X，B=Y，然后得出C=X+Y推理很多。其实孔子是圣人从来就是不证自明的，孔子是个圣人是孟子立论的基础，是一个预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也只是在对自己的立论有帮助时才成立，例如孟子对孔子认可的《尚书》中能影响自己立论的记载也要进行重新解释，实在解释不通的干脆直接否定。“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出自《尽心下》这句话，仅照字面理解，这句话往往读出不迷信教条于书籍的意思。其实读起来很精彩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属于一个逻辑陷阱，是一个假命题。“尽信书不如无书”来自于《孟子》这本书，假设此话是对的，也即我们不能相信书，而此话属于书中的话，也就是我们不能相信此话，那此话就不对了，矛盾；假设此话是不对的，也即我们要相信书，而此话属于书中的话，那就应该相信此话，那此话又是对的，也矛盾，逻辑即不通。离开《孟子》的语境，通义来讲书，这个命题也是假的，条件和结果相矛盾的命题是假命题，放在这里命题就是无书好过尽信书的有书，人类的进步离不开书籍，而尽信书没有人能做到，因为无论过往还是现在，没有人可以讲自己把人类社会存在的书都读过更不用讲领会于心，看都没看到，何谈信不信。但生活中确有所谓尽信书的人，这是因自己没有主见的才会尽信书，但这恰是缺少大量读书造成的，是一种以偏概全误导世人的说法，这种观点的核心是与其完全依据书上的理论，拿鸡毛当令箭，甚至断章取义的生搬硬套，倒不如全然不曾读过书，不会被引导上错误的道路，而我们如果观察那些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提倡不如少读书甚至不读书的人，往往就是“尽信书”且读书不多一知半解的一群人。其实如果一个人真的读过足够多的书，就会具备对“信”的判断力，会经常的借助由自己所读过的所有该方面的书综合成的认知并结合自己的经历来作出一个判断，现在的中国社会不是“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问题，而是读书太少造成的无知问题。

共 8554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作者立论观点，本人严重不认同。但是本着尊重言论自由的原则，还是通过审核。对于传统文化，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并且发扬其中精粹，对于历史局限性应该考虑当时历史环境，少用攻击性语言。【-轩雨】

1楼文友： 15: :0 尊敬的轩雨先生，真是无心之过，不当之处还望包涵，我这就自我反省一个周，以谢支持！ 不读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西洋史不知中国之落后----囫囵读史 不知东西

回复2楼文友： 16:09:22 望文生义，多指正。

回复2楼文友： 08:40: 9 感谢支持与帮助，问好！

楼文友： 15:52: 7 本人也是一家之言，思想的交锋，不用你死我活。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我与先生只是君子之争而已，鄙人性格比较直爽，说话若有不当不处，请多多包涵。

回复 楼文友： 16:08: 0 真心感谢您的包容与支持，问好！

4楼文友： 22:11:42 内容丰富，文笔功底深厚，欣赏佳作，问好作者。

回复4楼文友： 08:45:57 感谢费心改正，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