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是否为高考让路计划

广场舞是否为高考让路，不应是道德问题

否则将等同虚设。印度的政府部门职责和监管机构没有相互独立 □朱昌俊

6月6日高考前夜，广东惠州许多大妈自发暂停广场舞，但也有部分广场舞大妈大爷仍在继续。其中一位大爷表示，如果因为高考不让他们跳舞

，是剥夺他们锻炼身体的权利。“明天高考，今晚又不高考，我们还得练！”（6月8日《重庆晨报》）

没想到广场舞成了高考期间的热门话题。先是有媒体报道，湖南某地近5000名广场舞大妈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全面开展“静音护考”行动，在高考期间主动“歇业”，停跳广场舞10天，被考生家长称赞为“深明大义”；现在又爆出有老人拒绝为考生息舞。两者的对比，确实够鲜明的。但这仅仅是怪拒绝息舞的老人太自私吗？

客观而言，高考期间广场舞应不应该停，除了相关部门的引导，其实并无硬性规定的约束。老人主动为高考息舞，固然值得肯定，但要上升到“深明大义”的高度，也未免太过夸张了；而拒绝息舞，也未必一定就是不讲理。因为，在讨论要不要为高考息舞之前，有一个大前提必须坚持，那就是不管是高考期间还是平时，广场舞都不能扰民、影响其他人。有了这个大前提，那就应该明确，若是平时广场舞就已经构成扰民，在高考期间停几天，又何来是“深明大义”？而平时都没有扰民，即便在高考期间的晚上，老人拒绝息舞，恐怕也谈不上对考生有多大影响。

说到底，无论是舆论对主动息舞的称赞，还是拒绝息舞所遭遇的条件反射式的批评，都表明广场舞问题仍更多是停留在道德层面，无关权利与法律。这种现实的认知偏差，在高考这个特殊的时段，再一次被微妙的放大，因而更显其中的荒谬。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广场舞问题，其实并不缺乏相关规定，国家防噪标准早就有之，多数地方也出台了相应的广场舞管理规范，但只有在高考这样的特殊时段，广场舞问题往往才会得到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干预。在平时，对广场舞扰民是否真的引起了足够重视，显然要打上一个问号。

广场舞噪音治理上的不力与偏差，久而久之，也改变着社会对于广场舞问题的认知。比如，对跳舞的老年人而言，既然没有外部的干预和有效管理，他们很可能无视产生的噪音对他人的影响，而只看到自己“锻炼身体的权利”。这种心态生成所带来的外部影响，可能是不愿意为高考学生息舞，也可能是在面对外部的指责或场地之争时，表现得“义愤填膺”。前几天发生的广场舞老人霸占篮球场一事，就是典型案例；而对于长期只能被动“忍受”的旁观者来说，老人们能在高考期间主动息舞，当然也就容易给人一种“深明大义”的幻觉。

广场舞作为一种发生在公共场域中的活动，决定了其什么时候该停止、音乐能够开到多大、场地又该如何分配，不能只凭道德自觉，而必须回到规则与权利的角度，公共部门不能把这种矛盾推给社会来自决。明确了规则与权利的界限，对于包括跳广场舞的老年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好事。而这一切，显然有待于相关公共治理的跟进和积极作为，一味退让和回避，只能加剧群体间的隔阂。